目次
技法·思维：中国当代音乐创作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23）
刘康华 五部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中的音列思维探赜
“音列——特定结构模式的音的横向集合体”是作曲家个性化音高组织的基础性材料之一；“音列思维”是指作曲家在创作中恪守特定结构音列的音高组织思维方法。沈葉的唢呐协奏曲《一枝花》、姚晨的管弦乐曲《造园》、张千一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第四乐章《春到边寨》、秦文琛为管弦乐队而作的舞蹈组曲《伶伦作乐图》，以及郭文景的六重奏《寒山》共5部作品，尽管在创作观念、精神内涵、表现内容、写作技法等方面各具特色，但它们在音高组织思维，即结构的深层次方面，均展现出可供深入研究的共性问题——“音列思维”。
郑艳、李嘉志 中国特色作曲技术探微——当代室内乐创作中十二音技法和音响音色技法的运用
“十二音技法”与“音响音色”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现代作曲技法。其中，“支点十二音”“9:3十二音比例和弦”等创新性的十二音技法已成为中国当代作曲家在音高组织方面的重要逻辑依据；而“音程游移”“宽线条”“单音技法”等音响音色技法的运用，则成为依托中国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十二音技法所构建的音高体系为音响音色表现的奠定了基础；音调音色则是对这一音高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两者相辅相成。运用“全球音乐理论”观照中国特色作曲技术，旨在阐述西方作曲技术与中国音乐素材的有效融合、“西方话语本土化”与“本土话语西方化”的相互作用，以及中西方音乐文化互鉴，进而为中国特色作曲技术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寻求更为广泛认同与支持。
苏潇、谭森 贾达群民族器乐协奏套曲《梨园》的结构组合特征
组合是音乐创作和音乐分析理论的核心要素，旨在将不同音乐表现手段与各种音响事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进而创造出兼具内在一致性和外在多样性的音乐作品。贾达群的大型民族器乐协奏套曲《梨园》，充分体现出音乐创作的多层次、多维度、多样化组合特征。具体而言，其作品展现出离散、嵌入、交叠的组合方式；分形、带式、交叉的组合形态；以及强化主要结构、突出潜在性质、模糊主要结构、转换主次结构的组合功能。对一部音乐作品结构组合进行内在规律和外在形态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单纯的音乐分析实践，而且还要为结构分析学理论建构提供一个“注脚”。
徐志博 从“文化声音原型”出发的文化表达——论朱践耳的《江雪》与叶小纲的《喜马拉雅之光》
“文化声音原型”是在音乐创作意识或潜意识中饱含历史文化信息的声音（音乐）参照系。朱践耳的《第十交响曲——江雪》与叶小纲的《喜马拉雅之光》虽在文化内涵上各具特色，但两者均从“文化声音原型”的视角出发，展开深刻的文化诠释。尽管两者的表达路径各异，但在表达文化精髓的思路上却殊途同归。“文化声音原型”的确立，决定了作品体裁、音色、语句形态、空间结构等作为文化表达的音乐形式。这两部作品基于“文化声音原型”所构建的音乐形式，与其最终的文化表达互为因果、辩证统一，在主旨性、风格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方面展现出异同，同时也彰显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在人文价值立场上的共通性。
陈玲俐 贾国平民乐作品的音响思维探析——从音响思维在中国的根源与传统谈起
音响思维是贾国平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观念，并体现在1999年后20年间创作的15部与民乐相关的音乐作品中。尽管这些作品受到作曲家在德国留学期间所接触的观念的影响，但所呈现出的音响却仍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归根结底还得益于民乐的音响特性和汉语的语音特点。这些民乐作品，无论是单件乐器，还是同组、异组乐器的叠加、打击乐器的音响呈现，不仅仅是作曲家生命情感的流露，而且还是一种“意象”的生成与“中正”观念的表达，均展现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思考与个性化音乐表达。
历史·文化
温和 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及其学术内涵
自1938年林谦三与平出久雄联合发表《琵琶古谱之研究》一文以来，对伯希和P.3808乐谱的研究，已成为中古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围绕这份被称为“敦煌曲谱”的25首乐谱之谱属、谱字符号、节奏等音乐问题及写本的考察，掀起了“敦煌曲谱”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1981年，叶栋《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进一步提升了“敦煌曲谱”的学术关注度。伴随着P.3808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赵元任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P.3539及60年代左景权发现的P.3719两种敦煌文书，关于P.3808的研究也进入学术视野。从学术史的角度看，P.3539（乙谱）揭示了三种材料的谱属问题；P.3719（丙谱）则揭示了三种材料与敦煌舞谱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将P.3808、P.3539、P.3719分别作为“敦煌曲谱”的甲、乙、丙谱进行对照性研究，可实现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所提出的“舞缘乐制，步趋相衔”的研究理想，进而可以运用与“敦煌舞谱”相对应的“敦煌乐谱”这一称谓指陈这三种曲谱。回顾从“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这一名称的演变，可以发现敦煌乐谱学术研究道路的曲折、学术方法的差别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不断深化的学术内涵。
王恒 广东早期工人运动中的音乐
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大革命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广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并创造性地运用音乐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从20年代初开始，不同版本的《国际歌》在广东得以传播。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紫金地区的工人夜校便已开始利用音乐进行宣传教育。大革命时期，对粤剧剧社进行了改造，并高度重视粤剧、粤讴等广东民间音乐在宣传教育中的作用。此举极大增强了对工人、儿童宣传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通过拓宽宣传渠道，提升了宣传效果。特别是日刊《工人之路》，及时通过更多高质量的革命歌曲呼应人们认清革命形势，有力推动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广东工人运动中所运用的音乐，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其音乐活动也呈现出组织化特点，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
韩菽筠 应尚能声乐作品的创作特征
应尚能现存的148首声乐作品，综合运用了中西方作曲技法中的逻辑结构布局与音乐发展思维，遵循了汉语普通话的语调特点、韵律节奏与民族情感表达方式。透过应尚能对中西音乐语言的融合、歌词与旋律的配合、钢琴伴奏的编配，可见中国新音乐第一代作曲家以建立“新音乐”为目标、“尽力研究西乐，将西乐的优点尽量采用来补充国乐的缺点”的艺术追求。借此也能洞察到第一代作曲家探索并推动中国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价值取向。
赵杰 交响合唱《南梁颂》中的革命叙事构建
《南梁颂》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交响合唱作品，通过8个乐章的宏大篇幅，展现出南梁地区革命斗争、劳动生活和人民信仰的壮丽画卷。作品运用历史与时代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实现了地域性音乐语言与当代作曲技法的融合，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运用了延安时期陇东地区的革命民歌素材，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创演的历史经验，通过对比性与交融性相统一的审美原则，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作品不仅回顾了南梁及陕甘宁的革命历史，而且表达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崇高革命精神的追求与向往。
思维·观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特色栏目）
蔡宗德、刘小鼎 教育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与可能性
民族音乐学界长期以来对音乐教育保持高度关注，使“教育民族音乐学”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教育民族音乐学”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将音乐教育看作一种社会行为，借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剖析音乐教育的社会文化语境。其目的在于帮助音乐教育者理解、诠释音乐教育，并对其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与调整，以确保音乐教育适应音乐社会语境的变迁，从而达到音乐教育的社会目标。“教育民族音乐学”有其研究的新领域，不仅涉及应用民族音乐学下的教育民族音乐学、教学意义上的教育民族音乐学等诸多层面，而且也涉及音乐教育在中国语境下的多种发展趋势与可能性。
颜聪、王小龙 艺术管理美学：音乐美学的跨界融合
随着中国全面启动新文科建设，“艺术学”各子学科与专业已步入跨界融合的发展之路。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子学科也面临着跨界的机遇与融合的挑战，故探索音乐美学与艺术管理学的跨界融合，构建具有跨界思维与融合特征的“艺术管理美学”，无疑是音乐美学寻求突破的路径之一。这种突破体现在对既有学科范式的升维，即学科语言的转变、学科逻辑的跨界，以及学科意识的革新。“音乐管理美学”作为“艺术管理美学”的一个分支，其构建是音乐美学跨界融合、迈向新文科发展目标的重要一步，也必将促进音乐美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发展。
章馨方 音乐文本批评——约翰·亚当斯的误读分析
音乐文本批评源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文本批评，是影响和误读理论在音乐领域运用后产生的互文性研究方法。通过梳理现代批评理论发展动向，发掘文本批评的历史定位及其在文学与音乐领域中相应的批评范式，并以音乐文本批评方法为依托，就可以洞察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及凯文·科辛的音乐文本批评路径，进而发现美国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器乐作品的独特艺术创造力。亚当斯环形链条的写作策略，基于对历史文本的引用，构成了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误读。在此过程中，历史文本中的写作要素对亚当斯改造简约主义音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其借助传统手段改造后的简约主义音乐呈现出明确的运动方向性和承载复杂表情的能力，从而构成亚当斯独特的音乐话语。
李晶 歌剧现代制作的符号化倾向——以策姆林斯基独幕歌剧《侏儒》三个版本为例
经典歌剧的“现代制作”已成为歌剧表演、歌剧评论和接受史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值得从学理层面进行思考。近年来，西方对经典歌剧的制作呈现出符号化倾向，或许可以成为解决歌剧“现代制作”问题的一种方案。策姆林斯基独幕歌剧《侏儒》的三个版本均采用了剧中标志性的符号进行舞台呈现，建构起音乐与戏剧、舞台与表演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形成令人信服的舞台诠释方案。这种符号化的制作方式注入了更多个性化的创造，突出了戏剧与音乐中的符号意义，并由此关联到歌剧的表演，引导观众去联想符号背后的寓意，从而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引领其进入深层次的精神体验。
